香港奇点财经9月15日报道。前加密货币巨头FTX的前任首席执行官SBF（Sam Bankman-Fried）的辩护团队，已正式向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递交了一份详尽的102页上诉文件，就针对其七项重罪指控及面临的25年监禁判决发起挑战。

早在2024年4月，即在联邦法院宣布其25年监禁判决的数周后，Bankman-Fried的法律顾问即已宣示将提起上诉的决心。而在9月13日提交的这份法律简报中，SBF的律师团队强调，其当事人“自始未获公正推定无罪”，并指控审判过程中存在可能影响检察官、审判法官及媒体态度的偏见性审查。

上诉核心论点指出，陪审团在审理过程中“仅获知了FTX用户资金状况的部分真相”，而检察官则被指“提出误导性陈述”。此外，律师团队还严厉批评了FTX债权人律师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认为其已超越“合作”范畴，近乎于充当了“检察辅助”的角色，提供了对Bankman-Fried不利的证据和信息。

上诉文件进一步指出：“自案件伊始，便有一种主流叙事占据上风，即Bankman-Fried窃取了数十亿美元客户资金，导致FTX崩溃并造成巨额损失。这一说法最初由接管FTX的律师团队炮制，随后被美国司法部官员采纳并传播。然而，时至今日，近两年的调查与揭露揭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FTX并未真正破产，且实际上拥有足以偿还客户债务的数十亿美元资产。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在SBF案的审理过程中，陪审团却未能得见。”

法律团队已正式向上诉法院递交申请，恳请法院能给予SBF重新审理的机会，并提议此次重审应改由不同法官主持，以确保司法程序的公正性与独立性。当前，第二巡回法院对于是否维持纽约南区美国地方法院对SBF所作有罪判决的立场尚不明朗，亦存在推翻原判的可能性。

在2022年前，SBF作为加密货币领域的明星，与彼时币安CEO赵长鹏及Celsius掌门人Alex Mashinsky并驾齐驱，三者共同引领行业风潮，遗憾的是，后两者均遭遇了刑事指控的风暴。然而，2022年11月的惊雷突至，FTX交易所因流动性枯竭而轰然倒塌，其根源在于缺乏支撑用户提现的充足资金。

随后的深入调查发现，SBF涉嫌违规操作，指令FTX的关联公司Alameda Research动用交易所资金进行投资，这一行为触犯了联邦法律的红线。随后，他从巴哈马（FTX总部及SBF个人居所所在地）被引渡至美国面临法律的审判。

然而，在SBF的刑事审判前夕，一系列不当行为却为他本就风雨飘摇的处境雪上加霜。他向《纽约时报》记者泄露了前Alameda CEO、同时也是其前女友的Caroline Ellison的私人信息，加之其他违反保释条款的行为，法官Lewis Kaplan撤销了他的保释资格。历经激烈庭审，陪审团最终裁定SBF犯有电信欺诈及共谋、证券欺诈、商品欺诈共谋以及洗钱共谋等多项重罪。2024年3月，Kaplan法官依法判处其长达25年的有期徒刑，为这场震惊业界的金融风波划上了沉重的句号。

SBF无疑是此次刑事起诉中的核心人物，但案件波及之广，另有四名关键人物亦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其中，FTX Digital Markets的前联席首席执行官Ryan Salame，因主动向巴哈马当局揭露FTX内部运作而备受瞩目。他已于2023年对指控供认不讳，并被判处长达90个月的监禁。然而，此案的司法进程尚未尘埃落定，法官Kaplan正审慎考虑是否接受其撤销认罪的申请，这一决定或将引发案件的重新审理。

此外，前Alameda首席执行官Ellison、前FTX工程总监Nishad Singh，以及FTX联合创始人Gary Wang，三人均已承认罪行，并在SBF的审判过程中作为证人出庭协助调查工作。目前，Ellison的宣判日期定于9月24日，而Singh与Wang的听证会则分别安排在10月与11月进行，公众与业界正密切关注着这些关键节点的进展。

作者|郎光照

来源|零壹智库

内地公司发行代币，这道门曾被关得严严实实。最近，这道门打开了。这道门开在香港。

首先推开这道门的是蚂蚁数科和朗新科技。在 2024年8月28 日，香港金管局公布的Ensemble项目沙盒中，蚂蚁数科与朗新科技基于内地充电桩资产发行的RWA（Real World Asset，现实世界资产代币），成为香港金管局Ensemble项目的首批四个用例之一。

RWA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呈星火燎原之势，据 BCG 和 ADDX 的研究，全球非流动性资产的代币化将会产生 16 万亿美元规模的市场（接近2030 年全球 GDP的10%）。 

01 Ensemble沙盒打开了一道新大门

Ensemble项目是香港金管局发展CBDC（央行数字货币）过程中推出来的。

根据香港金管局信息，Ensemble项目是一个全新的批发层面央行数码货币（wCBDC）项目，于2024年3月展开，以支持香港代币化市场发展。新项目旨在开拓创新的金融市场基建，透过wCBDC畅顺地进行代币化货币的银行同业结算。项目最初会聚焦代币化存款，亦即数码形式的商业银行存款。在wCBDC的基础上，代币化存款可用于代币化资产交易。

Ensemble项目的重点是Ensemble项目沙盒，沙盒将进一步研究及测试代币化用例，包括代币化现实世界资产的交收，更有可能发展成新的金融市场基建，作为交易中代币化现实世界资产与代币化货币之间的桥梁。若沙盒能得到业界的正面回响，金管局将会考虑适时发行wCBDC。

为推动制定业内标准及与时并进的策略，金管局于2024年5月成立了Ensemble项目架构工作小组（工作小组）。这个工作小组，除了监管机构、国际组织和CBDC专家小组，还包含七家商业机构：四家商业银行，一家“数码资产持份者”HashKey Group和两家科技公司——蚂蚁数科和微软香港。

工作小组将推动制定业内标准，以支援wCBDC、代币化货币和代币化资产之间的互通性。工作小组会就特定议题提出建议，初期会聚焦为代币化资产交易建立机制，透过wCBDC畅顺地进行代币化存款的银行同业结算 。

（资料来源：香港金管局）

8月28日，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以下简称“金管局”）召开发布会，公布了Ensemble项目（沙盒）第一阶段进展。

金管局称，已完成构建沙盒，旨在利用实验型代币化货币促进银行同业结算，并集中研究代币化资产的交易。通过沙盒试验，金管局将验证代币化资产、代币化存款和wCBDC之间的技术互通性，亦会让业界参与者在实际业务场景中，对代币化资产交易进行端对端测试。

沙盒的首阶段试验将涵盖传统金融资产和现实世界资产的代币化，并聚焦四大主题：固定收益和投资基金、流动性管理、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及贸易和供应链融资。

在这四个项目中，蚂蚁数科参加了两个：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贸易和供应链融资。与朗新科技合作发布的RWA属于“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这是内地首个新能源实体资产RWA，这让内地企业看到了一个新的资本通道。 

金管局表示，会继续积极与业界沟通，了解他们对代币化发展的兴趣，共同开发及识别有关代币化的新主题及用例。

RWA首单尝试中，朗新旗下新电途作为新能源数字化平台的运营方和服务方，将平台上运营的部分充电桩作为RWA锚定资产，基于可信数据在区块链上发行“充电桩”数字资产，每一个数字资产代表对应充电桩的部分收益权。

在9月5日的媒体交流会上，蚂蚁数科CEO赵闻飙表示，这些充电桩资产是一个打包资产，每一个代币对应的是资产包的收益权份额。

首个新能源实体资产RWA项目的落地，意味着实现了实体资产数字化，“产业Web3”赋能实体企业步入拐点时刻。  

02 有多少资产可以代币化

充电桩只是一个开端。赵闻飙介绍，中国已经建成全世界最大的设备区块链平台，蚂蚁数科提供了技术支持，已有1200万台设备上链。“这一技术将来也可以支持国内做成全球最大的实物资产区块链平台。”

数据资产也是蚂蚁数科考虑的重点。蚂蚁数科首席科学家闫莺认为，“数据要素非常重要，各行各业也非常想去拓展数据本身的价值，以及数据融合过程当中它产生的增值。这个时候的生产关系特别需要区块链这种技术来解决，区块链+隐私计算+AI，在国内数据要素赛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实物资产，还是数据资产，只要资产优质，即使公司本身规模不够大、或者公司财务状况不够上市或银行融资，它都有可能通过RWA获得融资。

“我们已经（实现了）从公司上市到现在资产上市。蚂蚁数科支持朗新案例的首单RWA，融资1个亿，相当于mini-IPO，就是把资产上市了。”赵闻飙说。

实物资产的尝试具有突破性意义。此前全球多个RWA项目，大多底层资产为金融资产，比如债券、基金、黄金等。

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Ensemble项目沙盒启动仪式上表示，金管局将沙盒视为一个开创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协作平台，用于测试和完善不同的应用场景。除了涵盖固定收益和投资基金、流动性管理、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以及贸易和供应链金融等最新四个用例的领域，沙盒的潜力远不止这些初步应用，它的设计能够支持各种形式的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并确保未来可以与其他金融基础设施无缝集成。

花旗202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RWA将会是带动区块链行业进入数十万亿美元规模的杀手锏，几乎任何能够以价值表示的资产都能被代币化，不论是红酒还是金融资产。私人部门/非上市公司资产的代币化将增长 80 倍以上，到 2030 年将达到约 4 万亿美元的规模。

花旗预计，到 2030 年，可能会推动全球贸易金融中高达 1 万亿美元的资产代币化。证券和基金等私人部门/非上市公司将推动高达 5 万亿美元的代币化市场。

根据 BCG 和 ADDX 的研究，全球非流动性资产的代币化将会产生 16 万亿美元规模的市场（这将接近 10% 的 2030 年全球 GDP），包括 3 万亿住房资产市场，4 万亿上市/非上市资产市场，1 万亿债权和投资基金市场，3 万亿另类金融资产市场，以及 5 万亿其他资产代币化的市场。 

03 内地版RWA可期？

香港的大门已经打开，内地是否有可能推进RWA？

在9月5日外滩大会“共话未来之境：Web3数字梦想的‘实体’化”分论坛上，上海数据交易所研究院副院长赵永超表示，上海数交所在沪港框架下探讨数据通证化的实践。

他介绍，沪港合作其中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是关于在金融基础设施之间，交易所之间的互联互通方面，“我们有相关的框架”。

他还介绍，上海数交所2023年全球数商大会上发布了通证化的路线图，基于一个共识、两个价值、三个阶段、四个支撑，稳步开展相关的探索。他强调，要经过数据资源化、数据产品化、数据资产化再做相关价值化的探讨。上海数交所的交易产品，交易的标的对象以数据产品为核心；所以首先要完成产品化，才能够探讨它的资产化，在资产化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实现的路径，在探讨相关的后续的通证化，这是比较稳妥。

“基于这些数据产品为底层的数据资产，我们认为具备比较好的开展进一步通证化或者价值化工作的前提。”赵永超表示，对于上海数交所而言，STO（证券代币发行）也好，RWA也好，数据资产是基于数据产品的，它在数字化上是有连通性的，这可能和一般的Web3技术和RWA技术所锚定的现实世界的东西如何进行数字化的绑定和耦合相比，数据资产具有先天的优势。

6月28日上海数交所成立了数据资产交易市场，并试运行。赵永超表示，“我们数据交易所作为数据要素流通领域的重要节点，我们开始发展资产交易市场，……都是在探索和交流阶段”。

上海数交所还推出了数据资产桥DCB（Data-Capital Bridge），作为数据资产交易市场的配套。赵永超表示，交易所把数据资产端或者数据产品端的事情做好，通过交易链来充分表达、充分记录真实的反映场内数据资产的情况。对于金融市场，“我们愿意搭一个桥，把相关的信息、资源搭出去，我们也希望通过在沪港合作框架下，做稳妥的、小步的探讨。”

上海数交所总经理助理刘小钰曾表示，上海数交所还推动建立数据资产通证化的完整生态，培育发展数据产品服务机构、数据资产服务机构、数据通证化发行服务机构、数据资产通证交易服务机构等，充分发挥平台优势，为有数据资产创新应用意向的企业提供指引。

香港奇点财经9月13日报道。本周五（9月13日），MicroStrategy的创始人迈克尔·塞勒（Michael Saylor）宣布了一项重大投资举措，该公司再次斥资11亿美元增持比特币，此举随后引发了市场的热烈反响，推动公司股价飙升超过8%。

本周内，MicroStrategy的股价持续走高，累计涨幅达到24%，而今年以来的涨幅更是惊人，已飙升124%。塞勒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分享了这一重要信息，并透露了MicroStrategy在过去四年中购买比特币的平均成本约为每枚38585美元。与当前比特币交易价格接近6万美元的行情相比，这一平均成本无疑为MicroStrategy带来了可观的浮盈。

截至目前，MicroStrategy持有的比特币总量已达到惊人的244800枚，按当前市场价格计算，其价值已高达146亿美元。这一庞大的数字不仅让MicroStrategy成为了比特币领域的巨头，也使其主营业务——企业软件和云服务——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其比特币持仓所掩盖。

在周五发布的帖子中，塞勒透露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公司推出的“比特币收益率”指标今年实现了17%的强劲增长。而塞勒在接受CNBC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MicroStrategy的愿景：“我们致力于成为连接传统主流投资者与比特币世界的桥梁，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比特币投资机会，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这一革命性的资产类别中来。”他强调，MicroStrategy的使命在于将比特币证券化，降低投资门槛，促进比特币的普及与接受度。

尽管本周股价有所上扬，但MicroStrategy的股价相较于3月份的高点仍有所回调，约下跌了26%。周五收盘时，该股价格定格在141.47美元。然而，与比特币本身的表现相比，MicroStrategy的业绩显然更为出色。今年以来，比特币价格虽然上涨了35%，但MicroStrategy通过其独特的投资策略，实现了远超市场的回报。

塞勒指出，持有MicroStrategy股票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投资比特币的方式，同时兼具多种优势。他解释说：“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或能够直接持有比特币，而MicroStrategy则提供了一种更为灵活和多元的投资选择。投资者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分享比特币的增长红利，还能享受到额外的杠杆效应和潜在的下行保护。”

他进一步补充道：“对于那些既希望捕捉比特币市场机遇，又希望获得更多安全保障和灵活性的投资者而言，MicroStrategy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我们正在努力成为他们通往比特币世界的可靠伙伴。”

MicroStrategy再度加码比特币 股价飙升逾8%

香港奇点财经9月13日报道。本周五（9月13日），MicroStrategy的创始人迈克尔·塞勒（Michael Saylor）宣布了一项重大投资举措，该公司再次斥资11亿美元增持比特币，此举随后引发了市场的热烈反响，推动公司股价飙升超过8%。

本周内，MicroStrategy的股价持续走高，累计涨幅达到24%，而今年以来的涨幅更是惊人，已飙升124%。塞勒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分享了这一重要信息，并透露了MicroStrategy在过去四年中购买比特币的平均成本约为每枚38585美元。与当前比特币交易价格接近6万美元的行情相比，这一平均成本无疑为MicroStrategy带来了可观的浮盈。

截至目前，MicroStrategy持有的比特币总量已达到惊人的244800枚，按当前市场价格计算，其价值已高达146亿美元。这一庞大的数字不仅让MicroStrategy成为了比特币领域的巨头，也使其主营业务——企业软件和云服务——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其比特币持仓所掩盖。

在周五发布的帖子中，塞勒透露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数据：公司推出的“比特币收益率”指标今年实现了17%的强劲增长。而塞勒在接受CNBC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MicroStrategy的愿景：“我们致力于成为连接传统主流投资者与比特币世界的桥梁，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比特币投资机会，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这一革命性的资产类别中来。”他强调，MicroStrategy的使命在于将比特币证券化，降低投资门槛，促进比特币的普及与接受度。

尽管本周股价有所上扬，但MicroStrategy的股价相较于3月份的高点仍有所回调，约下跌了26%。周五收盘时，该股价格定格在141.47美元。然而，与比特币本身的表现相比，MicroStrategy的业绩显然更为出色。今年以来，比特币价格虽然上涨了35%，但MicroStrategy通过其独特的投资策略，实现了远超市场的回报。

塞勒指出，持有MicroStrategy股票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投资比特币的方式，同时兼具多种优势。他解释说：“并非所有人都愿意或能够直接持有比特币，而MicroStrategy则提供了一种更为灵活和多元的投资选择。投资者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分享比特币的增长红利，还能享受到额外的杠杆效应和潜在的下行保护。”

他进一步补充道：“对于那些既希望捕捉比特币市场机遇，又希望获得更多安全保障和灵活性的投资者而言，MicroStrategy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我们正在努力成为他们通往比特币世界的可靠伙伴。”

作为一个长期深耕新科技领域的专业刑事律师团队，我们在实务中发现，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简称“AIGC”）正在被越来越广泛且肆无忌惮的被用于网络性犯罪中。

    我们如今所看到的AIGC受害者们，很可能只是庞大犯罪的冰山一角……

    今天，飒姐团队就通过近期在我国互联网上引发舆论浪潮的邻国女性“被AI换脸求助案”，与大家谈谈人工智能与犯罪之间的红线，以及技术使用的伦理边界。

01韩国N号房事件再现

    “N号房”指的是2020年震惊全球社会的一起韩国严重网络性犯罪案件，嫌犯赵主彬化名“博士”，通过“找模特”等借口，在推特（现在叫“X”）或者Line上发布招聘广告，诱骗了大量的韩国在校女学生或是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女员工，以欺骗、胁迫、PUA等手段，强迫受害们在网上与自己“裸聊”“做任务”，并录制了数量极其庞大的色情视频。

    赵主彬获得这些色情视频后，通过Telegram建立了多个秘密聊天房间，将大量的色情视频以有偿的方式，发布到会员群中。据后续调查，曾经加入过房间并查阅过这些色情视频的用户多达26万人，赵主彬通过该种方式，每天获利曾高达数十万元人民币之多。

    此案一出，震动全球社会，韩国猖獗的网络性犯罪市场被暴露在公众视野下，在打击此类犯罪的过程中，推动韩国出台了一系列性犯罪预防法案，此案以赵主彬最终被定罪处刑而落幕。

    谁也没想到，4年后，N号房事件会以这样的方式重回公众视野：2024年8月29日，一则韩国女生发布的微博称，韩国女性和儿童深陷被身边人利用deepfake技术生成淫秽色情信息的危险之中。

    该博文已有7.6万次转发，发布者yeon0829关注者超过2万。

    这场性犯罪依然是通过telegram聊天室实施的。

    聊天室内设置有可以生成deepfake内容的机器人，进入聊天室后，用户发送女性的照片就能获得生成的虚假情色内容，通过付费或邀请朋友进入可以获得更多的生成额度——一种简单粗暴但被证明极其有效的盈利模式。去年以来。韩国互联网深度伪造技术性剥削物泛滥，以至于全球网络中相关产物的人物形象中韩国女性占比超过一半。

    据《韩民族日报》报道，一个此类Telegram 聊天室超过22.7 万人参与；在X上，志愿者自发创建的深度伪造受害学校清单涉及超过500所学校。在这一事件在中文互联网舆论爆发之前，今年5月首尔大学、仁荷大学等韩国高校学生为主犯的deepfake事件已经引起局部关注，审判尚未结束，一系列事件被合称为「N号房2.0」。

    在大洋彼岸，Telegram的创始人帕维尔·杜洛夫（Pavel Durov）于法国被捕，据《纽约时报》报道，法国当局曾要求Telegram协助调查一起涉及儿童性虐待材料的案件，帮助识别其中一名用户的身份，而Telegram并没有回应这一要求。

    面对韩国女性的抗议和社会恐慌，9月2日，韩国警察厅国家搜查本部本部长禹钟寿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警方以涉嫌帮助深度伪造性犯罪为由着手对社交媒体Telegram实施立案前调查，但也表示该公司在提供账户信息等涉案资料方面不积极配合。

02技术魔盒：难以遏制的AI犯罪

    随着AI技术的发展成熟，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例愈来愈多。Deepfake早期被用于政治场合，例如美国大选和各级地区选举时就时常出现deepfake产出的有关领导人人的虚假内容搅动时局或造梗。

    就在今年年初，X上有关Taylor Swift的AI生成的不雅照片就引起了全球的激烈讨论，一度引发白宫方面回应deepfake监管问题。但是，这一次deepfake以性犯罪的方式深入到了所有普通人的生活中。

    据韩联社报道，从今年1月1日至8月25日，向数字性犯罪受害者支援中心请求帮助的受害者共有781人，其中19岁以下未成年人有288人，在受害者总数中占36.9%。截至8月25日，向该中心请求帮助的未成年人受害者从2022年的64人增至2024年的288人，仅2年增加3.5倍，增幅高于同期请求帮助的受害者总人数的增幅（2.7倍）。

    在我国类似的案例也时有出现，例如，最高检转载过浙江省一起涉及“AI换脸”的公益诉讼案件，案中行为人利用“AI换脸”软件，制作生成虚假的换脸淫秽视频在网络社交软件上进行传播，并在社交软件上创建了多个群组为他人提供换脸视频定制服务，还在网络社交软件上销售“AI换脸”软件、提供换脸素材并传授使用教程，最终被检察院以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提起公诉。

    从刑法的角度看，生成虚假淫秽色情内容、利用网络社群传播并牟利，如果在我国，涉嫌《刑法》第363条“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第364条“传播淫秽物品罪”、第246条的侮辱罪和诽谤罪等罪。

    对于类似韩国这种在电报群里会员制分享淫秽色情制品的行为，《两高关于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犯罪行为司法解释》第三条有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建立主要用于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群组，成员达三十人以上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建立者、管理者和主要传播者，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 

    同时因侵犯肖像权、名誉权，行为人也面临民事的侵权损害赔偿，相关社交媒体会受到互联网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但是，对于社会性的AI换脸网络性犯罪浪潮，问题并没有那么容易解决，这种犯罪手法可谓是踩中了AI、互联网、性犯罪三项监管的薄弱之处而得以泛滥。

1AI的监管困难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中涉及的侵权形态与传统责任机制的偏离。首先，作为AI生成素材的内容如果是受害人自行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则很难被认定为侵犯隐私权；加之deepfake生成的内容是虚假的，脸部形象本身具有一定公共属性且自然属性为露出状态，通过隐私权保护面部信息存在争议。

    利用肖像权、个人信息权保护脸部信息时，一方面这些权利很可能被网络平台通过用户协议获取，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侵犯肖像权要求有营利目的。美国的一些州尝试通过著作权法来解决AI换脸的定性，认为AI换脸和传播侵犯了原发布者的网络信息网络传播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同时侵犯名誉权乃至侮辱罪、诽谤罪等罪名也是对抗AI换脸的可行路径。但综合而言，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监管尚未精细化，其中的技术问题和法律问题尚未解决，事前的有效防范方案有待提出。

2网络犯罪的定罪困难

    互联网私域社群的存在对救济和定罪量刑造成了困难。以社交媒体上的社群为载体的犯罪往往是一种“无组织的有组织犯罪”，典型就是“N号房”案件：N号房的组织者只是共享聊天室的组建者，组建者与参与者的组织结构并非传统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形态，而是分散式的共享模式，房间组建者仅是有组织性地谋划、共享逃避调查的方法和被检举时的注意事项等。但是，所有参与者都在特定规则下自发地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对被害人实施犯罪。当参与者的数量达到22万乃至更高的量级时，法是否不责众的疑问会回到人们的心头。

3性犯罪的预防和处罚困难

    在这次事件中，大量AI生成素材来自于加害人对周围女性的非法偷拍，类似的数字性犯罪也离不开隐藏摄像机偷拍行为。在韩国有몰카（molka）一词特指针孔相机，韩国Metoo运动也以抵抗偷拍为核心，尽管女性示威的浪潮不断，ReSet等社会活动群体不断发声，这一问题仍然无法根本解决。针孔摄像机在市场中仍然能够轻易购得，用于偷拍的电子设备删除非法内容后难以取证，而由它产生的偷拍内容借由发达的互联网又可以传播迅速。与此同时，执法和司法人员对被害者的偏见也使得执法和量刑幅度内更高的刑罚困难重重。

    特别地，此次事件大量学校牵涉其中，参与deepfake的可能是学校职工也可能是在校学生，而根据韩国《少年法》的规定，10至14岁之间的儿童不承担刑事责任，这些“少年犯”也很难得到惩治。

    在2020年裁判的N号房事件中，韩国最高检特别发布了“数字性犯罪案件处理标准”，定义了“性剥削视频”并制定了针对性剥削视频拍摄者的起诉标准，该案主犯终审被判34年，在诉讼过程中被检方几次追加起诉，罪名包括“生产并传播色情物品”、“强奸”、“勒索”、“使用暴力”等，其中还创新性地将网络社群内的性犯罪行为定义为“犯罪集团”。

    今年首尔大学毕业生利用deepfake技术换脸合成色情内容并传播的案件正在庭审当中，他们和其他利用deepfake生成情色内容的犯罪者能否得到和N号房事件同样的严厉打击，不仅韩国，世界范围都在密切关注其进展。

03技术伦理：科技应以公序良俗为底线

    齐默尔曼（Reinhard Zimmermann）在梳理公序良俗之历史源流时曾指出：自古罗马时，善良风俗的核心就是将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那些价值观。现代社会的问题恰恰在于，社会共识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以聚合。

    但是，科技的发展仍然需要最大化地寻求社会共识，满足特定时代和社会中具有相当稳定性的秩序观念和良善观念也即公序良俗，否则技术的跨越的步伐越大，越难以逾越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从不同角度规范了技术的边界，《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也抽象地对于科技的伦理底线有所规定，如“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国家利益，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等，《人工智能示范法（专家建议稿）》在总则篇也强调了科技伦理审查的重要性，走在更前端的欧盟已发布了《人工智能法案》和《可信赖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等文件。

04写在最后

    在这次事件中，人工智能仅为犯罪的工具，尚且没有达到需要讨论AI主动窃取人类讯息、生成虚假内容的地步，然而这种风险也值得注意和防范，AI生成产品泛滥、数据集被污染的当下，deepfake相关性犯罪会如何发展尚未可知，亟需网络监管部门、社交媒体企业、社会大众等多方的关注以及国际合作。

    AI技术被用于网络性犯罪是科技这把双刃剑带来的严峻挑战，也是AI技术揭示出的人性的幽暗。面对这一现状，更需要的是构建起多维度的防控体系，让立法建设与日常监管先行，让技术的创新与利用严守伦理的底线，以社会治理和国际合作等综合措施防治这一复杂议题。

香港奇点财经9月11日报道。周二（9月10日），欧洲最高法院对苹果公司在爱尔兰的税务问题作出了不利于苹果公司的判决。苹果公司表示，这一裁决将在其2024财年的第四财季（截至9月28日）产生约100亿美元的一次性所得税费用，这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将产生显著影响。

这一裁决是在苹果公司刚刚发布新产品以重振其iPhone、Apple Watch和AirPods产品线后的数小时内宣布的，苹果公司的股价在判决后下跌了约1%。

爱尔兰政府在声明中表示，此案涉及的问题现在仅具有历史意义，并强调其立场一直是“不给予任何公司或纳税人税收优惠”。

不过，苹果发言人强调，这起案件从来不是关于缴纳多少税的问题，而是关于应向哪个政府缴纳税款的问题。苹果公司坚称其在全球范围内都遵守了税法，并且没有达成过任何特殊协议。此外，苹果公司还指责欧盟委员会试图追溯改变规则，并忽视了其收入已在美国纳税的事实。

这个问题源于欧盟委员会在2016年的要求，即爱尔兰应向苹果公司追缴高达130亿欧元（约合144亿美元）的欠税。2014年，欧盟委员会开始对苹果公司在其欧盟总部爱尔兰的纳税情况进行调查，原因是怀疑苹果公司在二十年间从爱尔兰获得了“非法”的税收优惠。2016年，欧盟委员会下令爱尔兰政府向苹果公司追缴高达130亿欧元（约合144亿美元）的欠税。

苹果和爱尔兰对这一裁决提起上诉，并在2020年获得欧盟普通法院的支持，该法院推翻了欧盟委员会的裁决，认为委员会未能充分证明爱尔兰政府给予苹果的税收优惠是非法的。然而，欧盟委员会随后再次上诉，将案件提交至欧洲法院。周二，欧洲法院撤销了欧盟普通法院的裁决，并确认了欧盟委员会2016年的原始裁决，即苹果公司需要向爱尔兰补缴税款。

该案件凸显了美国科技巨头与欧盟之间在数据保护、税收和反垄断等多个领域的持续冲突。苹果并非首次成为欧盟的监管目标，今年3月，欧盟委员会还对苹果处以18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原因是其滥用了在音乐流媒体应用分销市场的主导地位。

此外，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已对苹果等科技巨头在欧洲的业务产生了影响，欧盟委员会已根据该法案对多家科技巨头展开调查。

香港奇点财经9月10日报道。周二（9月10日），欧洲最高法院维持了对谷歌开出的24亿欧元（约合26.5亿美元）反垄断罚款决定，理由是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给予自家购物比较服务不当优待。

此罚款源自欧盟委员会于2017年完结的一项反垄断调查，该调查指出谷歌在处理搜索结果时，给予自家购物比较服务的优先级明显高于竞争对手。

面对此裁决，谷歌首先向欧盟第二高等法院——普通法院提起上诉，但法院维持了原罚款决定。随后，谷歌将此案进一步上诉至欧盟最高法院——欧洲法院。周二，欧洲法院最终驳回谷歌上诉，确认了对谷歌的罚款决定。

谷歌发言人周二向外媒表示：“我们对此判决深感遗憾，它基于一系列特定情境。自2017年起，我们已主动调整策略，以符合欧盟委员会的要求，这一做法已稳健运行七年有余，为超过800家比较购物服务带来了数十亿次点击。”

为回应欧洲监管机构的关切，谷歌于2017年实施了重大变革，确保在购物搜索结果中，其广告位的竞标方式与竞争对手保持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谷歌的这一裁决为欧盟近期一系列重大反垄断案件画上了句号，此前欧洲法院同样于周二确认了欧盟委员会2016年的另一项裁决，要求苹果公司向爱尔兰补缴130亿欧元税款。

此外，今年3月，欧盟依据其《数字市场法案》对Alphabet启动了调查，该法案旨在全面审查并规范欧洲科技巨头的市场行为。而在美国，谷歌亦在反垄断领域遭遇挫折，不仅今年早些时候在一桩反垄断案中败诉，还正卷入美国司法部针对其广告业务的反垄断诉讼之中。当时法官裁定谷歌在互联网搜索领域拥有垄断地位的背景，并指出了这是自微软案以来科技行业最大的反垄断裁决。

这篇文章要谈的，是经济体制问题。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者缺一不可，整合为一，形成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经济体制。

三中全会还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显然，在所有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牛鼻子”。

01市场经济

一国的经济体制（system/structure），是指配置经济资源、组织经济活动、协调经济关系的机制与方式的总和。

对经济体制，可以从所有制与分配形式的角度理解，也可以从计划与市场的角度理解，还可以从决策、信息和动力的角度理解。

最后这种角度（Decision, Information, and Motivation，DIM法）认为，经济体制的本质在于决策、信息和动力三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如决策权是集中还是分散，信息流通是纵向还是横向，动力结构是正面激励还是负面激励。

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当年10月，十四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什么新的要求？

总书记在关于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他又指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制度保障”。

那么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呢？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关键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该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坚决扭转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

还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政放权，深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管理，同时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总书记也讲过，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02社会主义

接着，来谈一谈社会主义。

总书记很早就说过，永远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等等。

就大众的普遍理解，社会主义更多是和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的。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

会议指出，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这些话的精神实质，我体会有三：

–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 共同富裕要靠发展去实现；

– 实现共同富裕，要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靠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人人参与发展，也就是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最近几年，社会上尤其是社交媒体上，有一种不断弥漫的看法，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那么社会主义，所以要矫正和整顿。

我个人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首先，中国的市场经济本就是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孕育成长的；其次，不是说市场主体、市场秩序不存在问题，不需要矫正，而是说，过去这些年，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优越性得到了极大体现。– 中国已经建立起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截至去年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13.34亿人，农村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率在99.9%以上；–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1亿人、2.43亿人、2.99亿人；– 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年年上涨，在经济下行压力下，2024年也按照2023年人均基本养老金的3%予以上调；–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和公共服务相关的各种设施都有巨大改善，而且像公园等大量服务基本趋向于免费；– 相对落后贫穷的地区，在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上，和发达地区的差距，远远小于GDP和财政收入的差距，这在相当程度上拜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之所赐。

我在基层调研时，去过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如西部某地级市的财政收支情况可以这样简约理解：挣1块钱，花11块钱，9块多花在民生上。能实现收支平衡，主要靠上级补助（占大头）加上发债。这样的情况正越来越普遍。我自己身边不少亲戚朋友，现在都是离退休的爷爷奶奶资助就业难的孙子孙女，我称之为“社会主义补贴市场经济”。

去年夏天我去神农架，和本地一位年轻创业者交流，写了一篇文章（《信心从何来？——“如果这就是命运”之四》），结论是，神农架林区人民生活的改善，政策起了极大作用。如公路修到了村镇，高铁站开通了，旅游发展了；经营成本很低，盖民宿是在宅基地上，没有土地出让金，小微企业每个季度有30万元免税额度，投资装修酒店，银行可以贷款，也不需要抵押，其中40万元是政府贴息贷款，疫情期间小微企业2年期20万元贷款免息，政府来贴。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即扶助欠发达地区，扶助小微。

而市场经济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让人有些担忧。在充分竞争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行业的从业者，包括所谓“高净值人群”甚至“首富”们，这些年无论是收入还是财富，特别是在越来越细密的监管和倒查之下，总体看压力与挑战很大，可谓风雨绵绵。为什么高校毕业生那么热衷考公考编？稳定啊，不像在市场之海里那么难。

所以，今天真的不能再随便说，各种社会问题都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老板带来的，“资本家”带来的。事实是，大量市场主体已经很卷、很累、很忧虑，财富缩水也很厉害了。

这里，我们还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够充分体现？

除了中央加强了对“社会主义这个定语”的重视与落实，也是因为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们积累了比较多的物质财富，有了一定的家底。基于对未来的乐观预期，过去地方政府的土地也才能源源不断地“变现”，进而支持各种建设和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了政府在国民福祉方面的支出空间和支出能力，更好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

现在，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三年疫情的冲击，很多地方的家底都空了。我就听不少地方政府反映，他们多年的积累，经过疫情的消耗，又缺乏补给，基本都没了。

如果我们不能正视目前的现实，而被社交媒体上那些似是而非的声音所干扰，那么市场主体的预期和动能就还是上不来，我们的物质基础就会被侵蚀，最终也会拖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现。

03高水平

最后谈谈高水平。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认为是服务于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体制。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何谓高质量发展？中央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我完全认同也一直在调研和弘扬高质量、高水平的案例，但我始终认为，高水平、高质量不等于少数高精尖产业，一般消费、一般制造、一般服务也存在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可惜在现实中，很多部门的做法带有过多、过度的选择性。

前不久我在上海碰到一个年轻企业家，做的是互联网营销，是抖音、微博、小红书等平台的代理服务商，企业很有创新活力。他创立的公司原本已经在IPO排队了，结果被“无理由劝退”，意思是你们互联网企业就不要考虑A股上市了。他对我说，我就认了，可是我有一个同学，办了一个很牛的创新企业，做360度全景相机、运动相机、手机稳定器、视频会议相机等产品，利润很好，在全球卖的很好，也上不了市，就真的有点不理解。

这家企业叫影石创新，以VR及全景相机起家，2017年切入运动相机市场，有消费级和专业级两条产品线。2020年7月，影石创新接受中信证券辅导，2020年10月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2021 年9月通过发审会，2022年1月提交注册，但至今没有等到监管批文。

8月中旬，影石创新创始人刘靖康在朋友圈发文，就公司IPO过程中的一些敏感问题进行澄清，并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公道定性。他强调，公司与敏感股东无利益输送，也非隐瞒入股，“我不求批文，仅求公道定性”。

我问上海这位企业家，影石创新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据说当年有一位离职的证券监管人士入股过。而刘靖康表示，敏感股东非审核岗，入股时出价最高（比深创投高 50%），无利益输送；非隐瞒入股，《规定》（即证监会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2号》《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拟上市企业监管规定（试行）》等规定）是IPO申报后半年才出的，在《规定》出后一两个月内已给监管提交专项核查报告。

这样的事情，我在日常采访中也听到过不少。我们一些部门，对“正确”的要求越来越极致，结果是，大量市场主体，哪怕是非常优秀的创新企业，会因为被挖出的“芝麻”，导致整个“西瓜”被拖累。

就影石创新的情况，我请教了监管方和交易所相关人士，得知影石创新仍在IPO序列中，且监管方也与他们进行了沟通，努力防止误伤。这令人欣慰，说明行业监管部门面对新兴产业、新兴公司，也在想方设法促发展。不过这么久都没有批文，企业也不怎么想上了。

前不久我在北京主持了一场讨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提到了另一个例子。他说，中国的医药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药的开发需要密集的高素质人力资源，而中国人力资源的供给非常充沛。

曾经有一段时间，医药行业每年有800亿元的风投资金投资到原创药，现在只有200亿了。原因是，“在集采定价后，药价很低，开发新药不可能盈利。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新质生产力存在，但是发挥不出来”。

他说，“我觉得我们要好好想想，在生产关系上有哪些是阻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的，尽量去把这些障碍消除掉”。

真的，千万不要搞成，每个部门都用他们所理解的“高水平”标准，像超强探照灯一般，唯恐哪里没有照的一清二楚。最后，是清楚了，但是市场主体干不下去了，不想干了，那么会不会“空空如也”？

什么是高水平？从监管角度，就是国家反复强调的，“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我看来，在合规前提下，给市场经济多一些空间，给市场主体多一些关切，多一些出路，让内生动力起得来，让市场活力起得来，这是最大的高水平。

最后我想说，中国非常适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由我们的文化传统、俗世信仰、奋斗精神所决定的。

我们既要用市场经济去激活社会主义，也要用社会主义去平衡市场经济，还需要法治化的好的制度与文化环境。

我们既要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体现社会主义的同理心，也要在社会主义的贯彻中引入市场经济的绩效评估和效率观念。市场经济前面需要社会主义这个定语，社会主义后面也需要市场经济这个后缀与标准。

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共同进化、演化中，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必将达成。任何一方都不能偏废，而从根本上，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

/// END /// 

No.5950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秦朔

一桩发生在近十年前的旧案，最近爆了。

    有一句话说得好，切莫怀疑金融监管部门打击涉金融违法犯罪的决心，涉及内幕交易，即使经过一番“内幕操作”的结果是巨额亏损，不仅没赚到钱还得倒贴，那也逃不掉监管机构秋后算账的铁拳。

    今天飒姐团队就和大家唠一唠这起被“秋后算账”的内幕交易大案。

01 十年旧案2024年暴雷‍

    2024年，北京市证监会一纸2600万的罚单揭开了这起发生在近十年前的旧案。

    这起旧案要从2015年说起，这一年，“某生控股”准备调整发展战略，试图构筑“金融服务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投资控股平台，彼时搭着金融科技的春风，某生控股开始大范围拓展业务，并且着手从中国泛海手中收购民生财富和三江电子。

    然而不巧的是收购后的民生财富业绩严重亏损，根本没有达到某生控股的战略预期，俨然已经成了某生控股的负资产。如此可怎么行？2016年7月，彼时某生控股的总裁陈某华向当时的某生控股董事长王某提议转让民生财富，以便把手中的这块烫手山芋处理掉。

    某生控股计划转让民生财富的信息，显然是可以直接影响股票价格的内幕信息。然而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某生财富董事长王某在掌握了企业转让民生财富这一重要内幕信息后，竟通过电话将这一内幕消息通知给了我们今天要提及的这起内幕交易案的主角，国内某资深投资人于某某。

    为什么某生财富的董事长王某会打电话把内幕信息告诉于某某？能从上市公司一把手的手中拿到内幕信息，于某某的关系网络显然非同一般。实际上2024年的巨额罚单中已经提到，于某某和某生财富的一把手王某很早就认识，并且也有过业务上的联络，可以说二人之间有着很深的利益联结纽带。

    再说回案件本身，于某某从王某的电话中得知内幕信息的一个多月后，2016年8月，于某某有关账户组首次转入巨额资金，合计1260万元，这笔资金后来均用于买入某生控股的股票。2016年9月末，某生控股发布临时停牌公告，公告称某生控股拟披露重大事项。

    一个多月后某生控股股票复牌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股价一字涨停。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截至这次股票复牌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于某某的账户大量买入某生控股的股票。

    某某不仅动用了自己妻子、儿子的身份开设账户，甚至连自己家的保姆和保姆的儿子都不放过，借着保姆及保姆儿子的身份开设账户投入到股票交易之中。监管部门最终认定涉及内幕交易的交易量共429.93万股，金额共计4756.74万元，盈利672.88万元。

02 扑朔迷离究竟盈没盈利？

    2016年的案子，2024年最终引爆。根据证监会的调查，于某某在2016年的这场内幕交易中总共动用了8个证券账户。

    这8个证券账户没有一个是于某某本人的。除了于家的保姆及保姆儿子的账户外，于某某还动用了妻子杜某的2个账户，儿子于小某的2个账户以及于某某小姨子的2个账户。

    该案中于某某的代理律师表示，于某某投资某生控股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长期投资，于某某从未获知过涉及民生财富转让案的内幕信息。但该种说辞没有被监管部门采纳。

    监管部门认为，虽然没有明确客观证据能够证明于某某和王某之间涉案通话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但于某某动用8个证券账户交易某生财富股票的时间和于某某与某生控股董事长王某通话联络的时间段高度吻合。因此于某某辩称的长期投资等动机，监管部门不予采纳。

    本案还有一大焦点，就是于某某究竟获利了多少？于某某及其代理律师辩称涉案的8个账户交易的最终结果为亏损，换句话说，忙活了一大顿还亏了钱。既然已经亏了钱，那么自然不应当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及三倍罚款。但这一理由并没有得到监管部门的采纳。

    监管部门认为，涉案的8个账户后续的亏损是股价波动所致，与涉案违法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说得直白一些，内幕信息使得某生控股的股票在复牌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一字涨停，此时涨停的价格减去股票购买时的成本价就是内幕交易的违法所得，虽然此时因为“贪心不足蛇吞象”并没有落袋为安，最后股价又跌了，也不应当以最终卖出的价格作为违法所得的数额。

    正因如此，监管部门认为于某某内幕交易案的违法所得价格为672.88万元，这一部分违法所得全部没收，并以这个部分为基础进行了三倍处罚，最终罚没人民币2691万元。

03旧案的尾声

    该内幕交易案的信息源头——也就是民生财富转让信息的泄露人某生财富的董事长王某也没能逃掉。2024年，监管部门亦对王某进行了处罚，王某被罚8万元。

    有意思的是，王某不仅把内幕消息通过电话告诉了于某某，还把信息告诉了某公司的董秘栾某，以及和王某有同学、同事关系的刘某某、杨某某。这些人在2024年均受到了监管部门的处罚。

    在这场近10年前的内幕交易最终暴雷后的2024年，某生控股也落得“披星戴帽”的境地，成了ST个股。这起“秋后算账”的内幕交易案，也给整个金融圈子又敲起了警钟。甚至有从业者调侃说，“有些小鱼小虾留着，是为了在合适的时候再烧了端上餐桌。”虽然是笑谈，但也颇有道理。

04写在最后

    随着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从近年来的统计数据看，内幕交易案件，尤其是涉及并购重组的内幕交易案件已经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就像今天聊的这起案件，虽然是行政处罚，但其实已经隐隐约约触碰到了刑事红线，一切仅在“许与不许之间”。

    飒姐团队在这里提示各位老友，如果曾经也身负“旧案”，切莫掉以轻心，飒姐团队建议内幕交易案件或其他类似的证券类案件的被调查人应当及时联系刑事辩护律师，刑辩律师提前介入可以为证券犯罪案件的被调查人提供相当程度的法律帮助。

    在行政处罚阶段，刑辩律师可以以代理人或者专业咨询人的身份参与内幕交易案件行政执法活动之中，按照《律师法》第28条和《行政诉讼法》第32条之规定，此时的律师享有提前查阅证据权和咨询建议权。

    上述两项权利可以给予行政违法案件被调查人以极大的帮助，同时也为后续履行辩护权发挥巨大的作用。

来源 | 零壹智库

“大模型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阶段，在技术上有创新突破，但还没摆脱一些传统问题。”

2024年8月16日，在零壹智库与苏州高铁新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金融数智化系列研讨会之：金融大模型的机遇与门槛”会议上，来自北京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简称“国金认证”）实验中心的技术专家对中国金融大模型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做了深入剖析。他同时介绍，国金认证正在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标准，为金融机构在大模型的高效、安全应用方面提供帮助。

本文是对会议相关观点的记录和整理。

零壹财经：金融业是大模型垂直应用较多的行业，从过去的经验看，金融业对于先进技术的采用一直都是非常积极的。当前中国金融大模型的发展状态如何？

国金认证专家：金融机构对大模型的应用处于积极的态势。大家都认识到，大模型等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对我们工作的变革影响是巨大的。金融行业的大模型既有面向客户的智能客服类应用，也有大量面向员工的智能助手类应用。我们讲金融科技的主要技术ABCDE，其中A（AI）一直是与业务最贴近、影响最深远的。

零壹财经：国内已有超过20个金融大模型，您认为金融业在选择大模型应用时有什么难题？

国金认证专家：我们认为大模型是人工智能基础算力+算法模型+行业场景的综合体。

首先要解决算力底座的问题。Nvidia等产品的先进型号目前对我们限制出口，好在国内GPU芯片厂商百花齐放，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算力机构。但是，在芯片方面，与国外相比，我们还存在一些差距，主要表现在：

1）单卡算力相对较好，但集群算力性能差距较大；

2）不同算力卡的能力倾向有差别，在适应不同的算法上效果不同；

3）技术架构和生态不完善，国内厂商面临着选择兼容英伟达CUDA架构或自力更生的问题，前者限制多，后者挑战更大。

现实情况使金融机构在搭建算力的过程中可能要选择不同的算力卡。考虑到金融机构信息系统的建设情况和运维要求，兼容不同算力卡、发挥不同算力卡的优势能力、整体建设异构化的算力平台成为实际需求。

目前，国金认证正在研究基于不同底层算力的异构集群调度平台的技术标准，帮助金融机构选型AI平台的技术产品，更好地聚焦用好AI的应用层需求。

其次，大模型的技术选型方面，既有开源的大模型、又有商业的大模型，二者还没有到决一胜负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很多高校的加持下，开源大模型在参数量等方面提升很快，但开源技术也往往面临着社区松散、后期维护不足等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商业大模型也需要积极拥抱开源，毕竟开源是目前高效的协作开发方式。

对金融机构而言，从开源技术入手可能更快捷。大型金融机构技术实力强，可以在开源技术上不断演进。中小型金融机构可能更倾向于成熟好用的商业化产品。

最后，是金融大模型的应用方面。大模型必须深度和金融业务场景融合发展。如果只是泛泛而言金融大模型，那就做不到有的放矢。还需要根据行业场景的需要去使用大模型，营销获客、交易风控、贷后催收等不同业务场景，内部员工使用还是直接面向客户，他们的业务规则不同、监管要求不同、数据使用也不同。

所以，目前虽然大模型很多，但是聚焦到行业应用本身，还有很多细致的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安全性的一些要求。

零壹财经：影响大模型成本的另一大问题是能耗。近年来金融业一直在推进绿色金融的发展。发展金融大模型，是否会在能耗上遇到两难？

国金认证专家：大模型的能耗问题很复杂，我认为他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回归本源，我们一定要关注用大模型做什么，不能仅仅关注模型本身。

首先，是大模型的能源消耗。从技术层面，要优化模型的算法，不要一味的追求参数数量，而是更好地解决精准性问题，做到高效。另外，要通过液冷数据中心等绿色能源技术综合性降低能耗。

其次，要关注大模型的部署模式。通常认为，大模型在使用过程中可分为训练阶段和推理阶段，前者对算力的要求相当高。金融机构自身到底需要投入多大的成本去建设，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话题。

我们认为，一些基础模型的训练，通过云平台的算力去做可能更容易，这也符合云计算集约化降低成本的目标；具体推理阶段，结合金融机构自身情况来建设算力会更高效。不过，混合部署模式对数据安全是有挑战的，基础模型、金融机构自身的模型之间如何协同训练，有很多细节需要进一步探究。

最后，还需要关注大模型的应用效果，每个行业都在谈数字化转型，实际上就是需有一套评价指标，对大模型使用前后的情况（比如业务提升、效率优化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判断能耗投入是否取得好的效果，确保大模型有好的投入产出比。

总而言之，绿色不是孤立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零壹财经：刚提到金融业对数据安全、数据隐私的要求非常高，而训练大模型需要海量的高质量数据。金融业如何合规、安全、有效地使用数据，训练更加高效、精准的大模型？

国金认证专家：在大模型的训练中，需要结合行业自身数据的特点，并且合理的运用安全技术。

一方面，金融行业的数据涉及到用户的个人信息、资产信息等等较为敏感的数据，按照监管要求，数据是不能出域的。当然，金融机构也用到很多其他领域的数据，包括政务等公共数据，这些数据有很多是面向社会公开的，并非金融机构才能使用。我们要根据不同数据的来源、用途等识别他们的保护要求，从而确定哪些数据可用、哪些数据不可用。

另一方面，从技术上来看，云端和本地化混合云的部署模式，可能必须要结合隐私计算等技术保障数据的联合建模安全性。金融行业有很多数据的安全管理规范、技术标准，但在大模型时代，他们在模型训练、推理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哪些数据要进行脱敏化处理，需要结合大模型的应用场景和用户需求形成行业最佳实践。

零壹财经：虽然面临种种难题，但业界也在努力推动金融大模型的发展。从实际应用情况来看，目前金融大模型遇到了哪些难题。

国金认证专家：金融大模型的应用，前面我们其实已经谈过了算力等资源上的问题。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两方面的挑战。

第一，行业大模型的应用场景挑战。调研显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大模型在员工助手和代码生成方面有较好的实践和应用，而这两点在其他行业也有较强的通用性，我认为算不上是真正的金融大模型。涉及到金融信贷、风控等金融业务场景，大模型的实际应用就相对谨慎了。

这是由于行业属性的限制导致的，金融就是信用，涉及到信用问题，就必须应对大模型的幻觉挑战。所以，在行业中，大模型到底怎么用，还需要加强探索，对过去的业务规则、行业场景、技术因素等综合分析，实现用大模型为行业赋能，而不是为了应用技术而应用。

第二，大模型安全性有新的挑战，主要是由于其迭代速度快产生的。传统硬件产品一般具有十年以上的生命周期，传统软件通常认为有3-5年的生命周期，而大模型每年都有多次迭代。我们说大模型的安全性，不是这个版本测评完安全，下一个版本就没问题，它是一个动态更新的过程。

另外，大模型在更新、攻击技术也在更新。以人脸识别这一场景应用为例，过去我们解决了很多因为摄像头捕捉头模、照片、视频这些虚假元素的问题。但是，随着生成式大模型，尤其是视频类生成技术的飞速发展，通过视频伪造虚假身份，可以实时模拟人的一些动作，安全问题就更严峻了。

所以，对大模型的安全保障，一定是动态、持续的、不断更新的测试过程，我们希望未来用一些自动化工具和不断完善的数据集来解决这类问题。具体如虚假人脸的安全攻击，我们最近正在做标准和工具集，希望为行业的身份认证安全提供更多保障。

零壹财经：国金认证将有哪些举措，促进金融大模型低成本、高效率、同时合规发展？

国金认证专家：国金认证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市场监管总局批准下成立的一家专业从事金融行业检测认证的服务机构。近年来，在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国金认证坚持在金融行业“传递信任、服务发展”，参与构建一系列金融新技术应用的相关标准，为技术产品进入金融行业把好质量关，为金融机构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提供技术支持。

大模型是AI深化发展应用的新阶段，国金认证还将继续发挥行业级检测认证机构的职能，以标准为引领，与相关方共同驱动新技术平台发展，打造金融与科技融合共生的新生态，促进AI技术在金融领域的融合，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更好地拥抱AI提供更多实践经验和应用范式。

香港奇点财经9月6日报道。在谷歌于上月输掉美国司法部发起的反垄断诉讼后，这家科技巨头即将于下周一（9月9日）重返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法庭，展开与联邦检察官的第二次法律交锋。

回溯至2024年8月，一名法官的裁决震动了科技界，认定谷歌在互联网搜索领域占据垄断地位，这一决定被视为自微软案以来科技反垄断领域最为重大的裁决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多年前，谷歌就曾尝试以其广告业务的垄断地位为自身辩护，声称这种垄断反而推高了客户广告价格。

这场战役的序幕实际上早在2020年10月就已拉开，当时正值特朗普执政时期。尽管近年来美国官方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审查日益严密，但谷歌成为了首个被正式推上联邦法庭接受审判的科技巨头。

对于谷歌而言，此番诉讼的焦点集中在其广告工具上，这一板块构成了其庞大的2000亿美元数字广告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指控谷歌违反了谢尔曼法案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该法案明令禁止反竞争行为。司法部将论证谷歌如何将其广告平台打造为出版商和广告商的必选项，迫使后者采取应对措施。此次诉讼得到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多个州在内的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若谷歌在此次诉讼中败诉，其广告管理套件（GAM）可能面临被剥离的命运。GAM作为谷歌广告业务的核心平台，允许品牌创建、管理广告单元并跟踪活动效果，对出版商而言亦是重要的广告资源销售工具。此外，谷歌还可能面临来自广告商的巨额赔偿诉讼，有分析师估计赔偿金额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在先前的反垄断案中，谷歌已被裁定违反《谢尔曼法》第二条。目前，谷歌正静待对该案的进一步处罚决定，而美国司法部则请求将补救措施提交时间延长至2月，并计划在4月举行听证会。谷歌方面则呼吁司法部尽快准备，并希望在10月前提出具体建议。

在第二宗案件中，美国司法部旨在论证，谷歌通过2008年对DoubleClick等公司的战略并购，以及构建一套能够精准定位互联网用户的广告服务系统，已构筑起难以撼动的市场优势。司法部强调，这一系列并购举措“为谷歌后续在广告技术领域的独占鳌头奠定了基石”。

据司法部披露，谷歌目前掌控着高达91%的广告服务器市场份额，即出版商用以推广广告的关键平台。该机构指控谷歌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不公平地推高了广告价格。

为深入调查，司法部计划传唤YouTube首席执行官尼尔·莫汉（Neal Mohan）出庭，莫汉在加入谷歌前曾任DoubleClick副总裁。司法部指出，DoubleClick技术融入谷歌广告体系后，谷歌能够要求出版商全面采用其工具套件，否则无法单独使用其中任一工具，此举限制了出版商在广告购买流程中采用竞争对手服务的自由。

司法部进一步阐述，相较于一个由充分竞争驱动、价格合理且创新频出的广告技术市场，当前的市场格局导致网站创作者收入缩水，广告商成本攀升，最终未能实现市场参与者间高效益、低成本的交易愿景。部分出版商因压力转向订阅制等替代盈利模式以维持运营，而另有一些则不幸倒闭。

不过，谷歌始终反驳其垄断在线广告市场的指控，并指出Meta等竞争对手同样占据显著市场份额。谷歌还表示，司法部的调查将阻碍创新步伐，推高广告成本，对众多小微企业和出版商构成发展障碍。

谷歌方面亦透露了可能的反证策略，包括传唤谷歌助理工程总监尼蒂什·科鲁拉（Nitish Korula）及要求Meta副总裁西蒙·惠特科姆（Simon Whitcombe）等出庭，不过最终哪些证人将被传唤尚待进一步决定。

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在2024年3月对苹果发起了类似指控，指责其iPhone生态系统构成垄断，牺牲了消费者、开发者及竞争对手的利益，助长了其“天文数字”般的估值。此外，Facebook（现更名为Meta）和亚马逊也未能幸免，前者在2020年末被联邦贸易委员会指控通过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构建垄断地位，后者则在2023年遭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及17个州的联合起诉，被控利用垄断力量抬高价格、降低产品质量并排除竞争对手。

谷歌再陷反垄断漩涡 广告工具成关键战场

香港奇点财经9月6日报道。在谷歌于上月输掉美国司法部发起的反垄断诉讼后，这家科技巨头即将于下周一（9月9日）重返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法庭，展开与联邦检察官的第二次法律交锋。

回溯至2024年8月，一名法官的裁决震动了科技界，认定谷歌在互联网搜索领域占据垄断地位，这一决定被视为自微软案以来科技反垄断领域最为重大的裁决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多年前，谷歌就曾尝试以其广告业务的垄断地位为自身辩护，声称这种垄断反而推高了客户广告价格。

这场战役的序幕实际上早在2020年10月就已拉开，当时正值特朗普执政时期。尽管近年来美国官方对大型科技公司的审查日益严密，但谷歌成为了首个被正式推上联邦法庭接受审判的科技巨头。

对于谷歌而言，此番诉讼的焦点集中在其广告工具上，这一板块构成了其庞大的2000亿美元数字广告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指控谷歌违反了谢尔曼法案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该法案明令禁止反竞争行为。司法部将论证谷歌如何将其广告平台打造为出版商和广告商的必选项，迫使后者采取应对措施。此次诉讼得到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多个州在内的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若谷歌在此次诉讼中败诉，其广告管理套件（GAM）可能面临被剥离的命运。GAM作为谷歌广告业务的核心平台，允许品牌创建、管理广告单元并跟踪活动效果，对出版商而言亦是重要的广告资源销售工具。此外，谷歌还可能面临来自广告商的巨额赔偿诉讼，有分析师估计赔偿金额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在先前的反垄断案中，谷歌已被裁定违反《谢尔曼法》第二条。目前，谷歌正静待对该案的进一步处罚决定，而美国司法部则请求将补救措施提交时间延长至2月，并计划在4月举行听证会。谷歌方面则呼吁司法部尽快准备，并希望在10月前提出具体建议。

在第二宗案件中，美国司法部旨在论证，谷歌通过2008年对DoubleClick等公司的战略并购，以及构建一套能够精准定位互联网用户的广告服务系统，已构筑起难以撼动的市场优势。司法部强调，这一系列并购举措“为谷歌后续在广告技术领域的独占鳌头奠定了基石”。

据司法部披露，谷歌目前掌控着高达91%的广告服务器市场份额，即出版商用以推广广告的关键平台。该机构指控谷歌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不公平地推高了广告价格。

为深入调查，司法部计划传唤YouTube首席执行官尼尔·莫汉（Neal Mohan）出庭，莫汉在加入谷歌前曾任DoubleClick副总裁。司法部指出，DoubleClick技术融入谷歌广告体系后，谷歌能够要求出版商全面采用其工具套件，否则无法单独使用其中任一工具，此举限制了出版商在广告购买流程中采用竞争对手服务的自由。

司法部进一步阐述，相较于一个由充分竞争驱动、价格合理且创新频出的广告技术市场，当前的市场格局导致网站创作者收入缩水，广告商成本攀升，最终未能实现市场参与者间高效益、低成本的交易愿景。部分出版商因压力转向订阅制等替代盈利模式以维持运营，而另有一些则不幸倒闭。

不过，谷歌始终反驳其垄断在线广告市场的指控，并指出Meta等竞争对手同样占据显著市场份额。谷歌还表示，司法部的调查将阻碍创新步伐，推高广告成本，对众多小微企业和出版商构成发展障碍。

谷歌方面亦透露了可能的反证策略，包括传唤谷歌助理工程总监尼蒂什·科鲁拉（Nitish Korula）及要求Meta副总裁西蒙·惠特科姆（Simon Whitcombe）等出庭，不过最终哪些证人将被传唤尚待进一步决定。

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在2024年3月对苹果发起了类似指控，指责其iPhone生态系统构成垄断，牺牲了消费者、开发者及竞争对手的利益，助长了其“天文数字”般的估值。此外，Facebook（现更名为Meta）和亚马逊也未能幸免，前者在2020年末被联邦贸易委员会指控通过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构建垄断地位，后者则在2023年遭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及17个州的联合起诉，被控利用垄断力量抬高价格、降低产品质量并排除竞争对手。

以下文章来源于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作者零壹智库

作者：姚丽

消费金融进入存量时代已成为行业共识；同时在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消费复苏缓慢的大背景下，之前助贷行业快速扩张过程中积累的风险开始释放，导致不良上升并掣肘业绩。

通过对上市线上助贷平台的观察，发现2023年以来行业“刹住”了转型之后的快速扩张势头，各平台纷纷降速求质。零壹财经曾根据2023年财报及2024年一季报对这种行业趋势做过梳理（详见《助贷财报探析：资产质量正在下滑，减值和准备金猛增》，及《助贷新风向：逾期普升，扩张降速》）。

2024年二季报/半年报显示，上市线上助贷平台的90天+逾期率多数仍有小幅环比上升，头部平台收缩比较明显，中小平台对于扩张的态度有所松动。

以下经营及业绩数据来自于5家上市助贷平台：奇富科技（NADQ：QFIN/3660.HK）、乐信（NASDAQ：LX）、信也科技（NYSE：FINV）、小赢科技（NYSE：XYF）、嘉银科技（NASDAQ：JFIN）。

 01 90天+逾期率环比多上升

零壹财经曾梳理一季度各平台90天+逾期率，一季度首次出现了上市平台逾期率的全面上升。二季度除嘉银科技外各平台环比仍有小幅上升。表 1：5家企业逾期率情况

资料来源: 公司财报，零壹智库

但二季度的风险有所释放。例如，奇富科技首席风险官郑彦在二季报中表示：“随着我们在风险管理中采用审慎的措施，二季度贷款的整体的风险指标进一步改善。其中，首日逾期率为4.8%，30天回收率约为86.3%；近期30天回收率进一步提升，接近过去两年的最好水平。” 

02 头部平台收缩明显

一季度，除信也科技外，各平台促成贷款规模均出现降速甚至同比减少。二季度延续了这种趋势，5家平台中有3家的促成贷款规模和期末余额均同比减少，奇富科技和乐信的收缩较为明显，促成贷款规模均下降了二成。表2：5家企业2024二季度促成贷款规模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 公司财报，零壹智库 

03 审慎与扩张的分歧

关于未来的经营，上市平台在二季报中多延续了审慎的态度，但对于扩张的策略有所分化：头部平台依旧收紧，中小平台则有所松动。

奇富科技CEO吴海生在一季报中表示：“一季度宏观环境继续疲弱，我们保持审慎经营，聚焦业务的质量与盈利能力”；在二季报中继续强调了审慎经营：“在依然不确定的宏观环境中，公司已经看到资产质量在逐步改善，信贷需求也初步企稳，我们将继续采取严格的风险管理措施”。

在业绩指引中，奇富科技未给出三季度或全年的业务规模预测。

乐信董事长兼CEO肖文杰曾在一季报中表示“我们继续在促成贷款增长与保持资产质量之间保持健康的平衡”；在二季报中强调了风险的释放：“尽管一些风险表现指标仍有季度波动，但更多的风险指标显示出的早期改善迹象延续到8月，这是由于我们在过去一个季度对贷款提前控制以及风险管理能力大幅提升。”

肖文杰还介绍了乐信在海外的业务快速增长，但乐信未在二季报中给出三季度业绩指引。

信也科技在业绩指引中仍然谨慎，重新修订国内市场全年的交易额预期，金额在1957亿元至2050亿元之间，同比增长5%至10%；而国际市场交易额在94亿元至110亿元之间，同比增长20.0%至40.0%。

而规模相对较小的上市平台对于增长的态度有所松动。

小赢科技总裁李侃在财报中表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资产质量的提升，决定放松贷款规模的严格控制，希望贷款规模在第二季度逐步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同时，我们将继续加强和优化风险管理体系以提高资产质量。

在业绩指引中，小赢科技预计三季度促成贷款在260亿元至275亿元之间，较二季度的228亿元增长14%以上。

嘉银科技CEO严定贵曾在一季报中提及一季度优先处理风控及提质，而在二季报中开始强调增长：“连续几个季度的观察之后，我们相信市场中的关键风险指标已经企稳且向好，为我们在未来加速业务增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展望未来，我们继续致力于通过创新及战略性的市场扩张来驱动可持续发展”。

嘉银科技预计2024年三季度促成贷款250亿元，较二季度的240亿元继续增长。

作者|顾雷

来源|零壹智库

小贷公司监管的立法亮点与市场遗留问题探讨

8月23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主要包括总则、业务经营、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督管理、附则等七章，一共66条。《征求意见稿》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成立后的第一份针对地方金融组织之一小贷公司的监管文件，相较于《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86号）的4方面28条来说，内容更加全面，条款更加细化，针对性更加显著，不乏亮点。更为重要的是，从“通知”上升为“办法”，法律位阶层次高、效力强，更具有监管约束性与震慑力，为我国小贷公司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01 本次立法的亮点

亮点一：明确了小贷公司法律属性《征求意见稿》开宗明义规定了小贷公司法律属性，就是指“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地方金融组织”。而以前的《关于小贷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整治办函【2017】141号文）和《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0】86号）都没有明确小贷公司金融组织属性，认定小贷公司只是“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以至于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因身份问题引发的很多难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小贷公司的地方金融机构属性，解决了小贷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个敏感的身份问题，毫无疑问，在立法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亮点二：明确业务经营、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关键问题《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规定小贷公司“不得将授信审查、风险控制等核心业务外包”。这一条款从制度上杜绝了外包核心业务给金融科技企业或互金平台的可能性，避免了核心业务的承接单位交叉乱象、法律责任主体乱象。又比如，《征求意见稿》第三十六条允许规模较小或股东人数较少的小贷公司可以“简化公司组织机构设置”。这是一个遵循市场化原则处理小贷公司治理问题的条款，不搞形式主义，反映了“实事求是”立法精神，表现出立法的市场灵活性，探索有用、实效的内控方式，深受市场人士和小贷公司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事，《征求意见稿》允许小贷公司可以通过银行借款、股东借款等非标准化形式融资，还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标准化形式融资。从立法上看，《征求意见稿》突破了23号文、141号文和86号文限制性规定，破除了先前单一的银行借款和股东借款的限制性规定，拓宽了小贷公司资本金融资渠道，加快了小贷公司健康发展节奏。

表-1  我国涉及小贷公司法律法规与行政文件统计表

——嘉木制表

亮点三：严禁违规“通道”业务《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三条严禁小贷公司从事出租/出借牌照等违规业务，不得向无放贷资质的机构转让信贷资产。《征求意见稿》还新增一条（第十七条第五款）“不得仅提供不实际出资的营销获客、客户信用画像和风险评估、信息科技支持、逾期清收等服务”，更加明确了小贷公司只能自营放款，不能经营助贷业务，意味着将来会对小贷公司参与助贷业务进行清理，收缩助贷业务。

亮点四：强化内部治理与风险管理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相比，小贷公司行业贷款逾期率偏高，《征求意见稿》对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关联交易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提出明确要求，构建权责明确、流程清晰、运行有效的审批决策程序，实施规范的业务规则，加强贷款全流程风险管理。

亮点五：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一是针对小贷公司信息披露、风险提示、营销宣传、客户信息采集使用等行为进行规范，确保金融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信息安全权不受侵害。二是强化违法和不正当行为的负面清单管理，禁止小贷公司将贷款列为支付结算的默认选项、诱导过度负债和多头借贷、以违法或不正当手段催收等，降低对金融消费者的欺诈可能。《征求意见稿》还对金融消费者反映强烈的诱导借贷、不当催收、泄露个人信息等问题开设专章进行规范。三是对小贷行业APP应用市场进行了系统化清理整顿，加强对合作机构名单制管理，确保合作机构移动应用程序（APP）、小程序、网站经过依法备案，及时识别、评估因合作机构违法违规可能导致的风险，后续未完成对应报备、备案程序的贷款APP将无法进入市场，从源头掐断非法贷款APP生存空间。四是明确规定将对借款人收取的所有利息、费用与贷款本金的比例计算为综合实际利率，折算为年化形式在借款合同中载明，在后续发放贷款时，还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足额向借款人支付贷款本金，不得先行扣除利息、手续费、管理费、保证金等，避免金融消费者遭受“砍头息”或以附加收费方式变相提高利息的现象。五是未经客户授权或同意，小贷公司不得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向他人提供、公开、删除客户信息，有效保护了金融消费者的个人隐私权。

亮点六：严禁“套壳”、“出借牌照”乱象近年来，部分小贷公司出租出借牌照等乱象时有发生。《征求意见稿》第十七条规定“不得帮助合作机构规避异地经营等监管规定”。显然，明令禁止出租、出借小贷牌照，堵死了此前一些小贷公司通过出租出借牌照方式为无放贷资质的中介机构提供放贷“通道”的路径。

亮点七：市场准入监管《征求意见稿》第六条规定小贷公司设立、终止等重大事项统一由省级地方金融管理机构负责，不得下放县市金融监管部门；第五十二条规定：“省级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应当按照现有规定，严格标准、规范流程，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严把小额贷款公司准入关，对股东资信水平、入股资金来源、风险管控能力等加强审查。”这两条“市场准入监管”新规有效提升小贷公司设立门槛，不仅有助于提高小贷公司行业地位，强化地方金融管理机构权威，更是对非法成立的贷款中介机构的否定性评价。

表-2  《征求意见稿》与“86号文”核心条款对比一览表

嘉木制表如表-2所示，《征求意见稿》在负面清单、中介服务、行为监管、信息共享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23号文”和“86号文”，填补了不少立法空白，对于小贷公司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亮点八：强化监管央地协同、省地协调在“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派出机构为主，地方金融管理机构专司监管”新的监管框架下，央地协同与上下贯通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征求意见稿》第七条明确规定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负责制定小贷公司监管规则，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派出机构与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建立小贷公司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实行央地金融监管的信息共享政策。

 02 遗留问题的探讨

探讨一：杠杆率的争议在小贷公司融资杠杆倍数上，本次《征求意见稿》与此前的23号文、141号文保持一致，依然对小贷行业融资杠杆保持严苛监管要求，即小贷公司通过银行借款、股东借款等非标准化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1倍。小贷公司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标准化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4倍。如此一来，小贷公司融资杠杆率继续处于低位徘徊。其实，从金融理论上讲，小贷公司应该得到比吸储放贷银行更高杠杆才符合逻辑，因为小贷公司没有吸收公众存款，多以自有资产开展贷款业务，即便发生无法兑付风险，也是股东方自己承担责任，不涉及社会储户资金安全问题。不少学者认为，1倍的杠杆率等于既要求做小额分散、较高风险客户群体，又不给相应杠杆资金，对小贷公司而言，可能是一件无法两全的事情。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理论界呼吁放宽小贷公司融资杠杆比例的呼声一直很高。在实践中，全国各地的小贷公司的融资杠杆率也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从我们过去几年对全国6省市、15家小贷公司调研情况分析，多数小贷公司都倾向于杠杆倍数在3-5倍之间，个别小贷公司甚至有10倍杠杆率的情况。因此，笔者建议可否根据不同小贷公司融资渠道，结合不同业务和风控能力，对小贷公司配置不同的杠杆倍数，以适应小贷公司多元化发展需求。比如，按照大多数小贷公司都能够接受的3倍杠杆率设定为一个选项，适当提高小贷公司融资杠杆率。如此选择，既符合当前小贷行业利率水准和风险承受能力，有能体现当前大多数小贷公司诉求，比较客观反映当前小贷行业一线业务人员的普遍期盼。

探讨二：跨地区经营制约长期以来，我国一直禁止小贷公司跨地区、跨省份开展业务。早在2020年，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就有禁止小额贷款公司跨省展业的规定，只能在公司住所所属县级行政区域内开展业务。本次《征求意见稿》对限制小贷公司跨省、跨市展业要求更加严格，由此前的“原则性县域内展业”转变为“不得跨自治区、直辖市展业”，还对小贷公司区域经营提出三点要求：（1）不得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业务。（2）跨地市展业的条件由省级地方金融管理机构规定。（3）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经营区域的条件另行规定。对此，不少小贷公司和市场人士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提出全面放开地区限制，让小贷公司自由选择经营地区。我们认为，对小贷公司跨区域经营问题一定要慎重，不能盲目跨省跨市经营。历史经验证明，一旦跨区域盲目扩张，做不熟悉的客户，马上就会带来很多不良资产，最后损失的还是银行本身，甚至还会祸及各地金融消费者。今天，我们总体上赞成《征求意见稿》提出的“立足当地”规定，小贷公司原则上应当在公司住所所属县级、省级行政区域内开展业务，不得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拓展业务。未来，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推广和运用，传统小贷公司跨省市展业可能有所松动。借用法规硬性限制小贷公司业务拓展范围（地域）可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们设想，在条件成熟时，是否可以采取“先省内、后全国”模式，逐步放开小贷公司的跨省业务。就是说，对于经营管理较好、风控能力较强、监管评价良好的小贷公司，经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同意，可以放宽经营区域限制，拓展到全国区域范围。从县域向全国范围经营转化，逐渐形成一个循序渐进规范化发展的跨区域经营动态过程。当然，这种动态过程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小贷公司跨地区经营问题必须先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设立统一的市场准入政策和监管标准，对资本实力充足、依法合规经营、信用记录良好、风控制度完善的小贷公司的进行审核，然后再允许小贷公司开展跨县区域性经营，逐步允许在省际乃至全国范围内开展小贷业务。

探讨三：适度扩大禁止性行为处罚措施种类《征求意见稿》对禁止性行为的处罚条款规定得较为原则和粗放，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一条“禁止类行为”规定了小贷公司不得从事的5种禁止类经营行为：(一)以欺诈或引人误解的方式进行营销宣传，片面宣传低门槛、低利率、高额度等，诱导借款人过度负债、多头借贷；(二)采取诱导、欺骗、胁迫等方式向借款人发放与其借款用途、偿还能力等不相符合的贷款；(三)面向未成年人推介无担保个人贷款，以在校学生为目标客户定向宣传信贷产品；(四)将贷款列为默认支付选项；(五)违反借款人意愿搭售商品、服务或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但是，《征求意见稿》对这5种禁止类经营行为对应的处罚条款是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省级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可以采取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改正、公开通报、记入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信息库并公布等措施”。但问题是，如果小贷公司从事了诱导借款人过度负债、多头借贷或者采取诱导、欺骗、胁迫等方式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经营行为，金融监管机构只采取了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或责令其改正等处罚，显得过于轻微，并不能起到震慑和惩罚作用。从法理上分析，上述5种措施本质上只是一种告诫性质的行政行为，虽然有一定惩罚意义，但十分轻微，实际效果可能并不理想。如果小贷公司置若罔闻，置之不理，金融监管机构又该如何呢？显然，《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并不能真正起到对违规小贷公司有效的震慑作用。为此，是否可以在《征求意见稿》第五十九条“违法违规经营的处理”中再增加一些具体的处罚性规定，明确规定对应的处罚条款，提高条款的可操作性，增加行政处罚的力度。在这方面，美国证劵市场的做法可资借鉴。比如美国证劵监督管理委员会（SEC）拥有一定的准司法权和独立执法权。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增加金融监管机构的司法权和执法权，适当提高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处罚权限，加大对禁止类行为的处罚力度，真正保护金融消费者，维护好小额信贷市场秩序，让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想明白看清楚，真正具备法规的威慑效应。

探讨四：调整高额税赋拓展盈利空间长期以来，由于小贷公司一直被界定为普通企业，其税收参照一般工商企业执行，须缴25％所得税和6.72%的增值税及附加。尽管2016年国家推行“营改增”政策后，本意想通过增值税的抵扣政策减轻企业税负，但由于小贷公司成本费用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和资金成本（融资利息和手续费），实际经营中基本无可抵扣的进项税款。2017年10月16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在《关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7】77号）提出对金融机构向农户、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发放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但大多数小贷公司因身份问题只能望而止步。今天，随着《征求意见稿》发布，小贷公司已经被定义为“地方金融组织”。为此，我们呼吁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台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小贷公司享受与金融机构同等税收优惠或定向费用补贴，最大程度发挥小贷公司作为传统金融体系“毛细血管”作用。

探讨五：全面融入征信系统的可能征信体系不完善是导致我国小贷公司出现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未来需要进一步发展互联互通的征信体系，对其开放央行征信系统，建立大数据征信与传统征信联合的双重体系。否则，不可能杜绝小贷行业中恶意欺诈、失信赖账等行为。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11年就颁布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及相关管理工作的通知》，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依然大量存在小贷公司没有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尤其没有接入个人征信系统。因此，尽快让所有小贷公司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个人征信系统，开放征信系统，实行央行征信中心数据库与互联网大数据的征信新平台联通，打破小额贷款征信业务的瓶颈，推动小贷公司与征信系统全面接轨，减少信用风险发生，应该是小贷公司健康、高效发展的一个方向。

（顾雷，北京大学普惠金融与法律监管研究基地）